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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影片大賣,因為年輕人更愛國?
miaoxx 發布于 2019年10月10日 來源:互聯網

“全部售罄!”


2009年國慶假期,當大批廣州市民希望利用閑暇時間去電影院看看電影時,卻發現還不到傍晚時間,不少電影院就貼出告示,宣告當天的電影票已售罄。這一年國慶檔,廣州全市累計票房創下了4456萬的歷史新高,《羊城晚報》在描述這些盛況時興奮地表示:“‘十·一’長假徹底變為‘電影黃金周’。”


在十年前的電影市場,很難想象能有這樣的票房狂歡。而當年的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獻禮片,《建國大業》和《風聲》則是這場狂歡的“主力”,在映前飽受質疑的情況下,兩部影片收割了很多地區國慶檔內近8成的票房。最終,二者分別累計收獲了4.16億與2.24億的票房,《建國大業》更是刷新了當時的國產片票房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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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大業》和《風聲》


雖然這些成績背后,離不開數十位明星大腕的票房號召力與相關政策上的支持,但兩部主旋律影片同時掀起觀影熱,還是出乎了很多人的預料。畢竟在大眾的觀念里,“主旋律電影”常意味著愛國、歌頌革命和人民的歷史或現實題材電影,很多時候會和《地道戰》《南征北戰》等舉全國之力所誕生的“政治正確”影片劃上等號,更像是歷史的產物,并不符合年輕觀眾的喜好。


但實際上,“主旋律”的概念早早就被拓寬了。上世紀80年代的相關文藝座談會上,“充分體現主流意識形態”、“弘揚主流價值觀念”等概念被多次提及,隨之而來的,便是主旋律影片表達手法和美學特質的迭代,主旋律影片和市場的結合也開始成為影視行業內的重要命題。


因此面對外界的疑慮,《風聲》的導演、執導過《東京審判》等多部主旋律作品的高群書,便在《風聲》上映前直言,觀眾并沒有拋棄主旋律:“你不能說主旋律不好,這個詞沒有錯誤,而是制造了大量垃圾,把主旋律這個詞給糟踐了。”在他看來,“《風聲》就沒有辱沒主旋律這個詞”,言下之意這部主旋律作品是市場愿意買單的——事實證明,他的評判是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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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聲》


之后的十年間,高群書的判斷又多次得到應驗。《建黨偉業》《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戰狼2》《紅海行動》……幾乎每年最賣座的的華語電影中,必有一部或多部主旋律電影。到了今年國慶檔期間,三部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更是又一次承包了各大銀幕,分別貢獻了22億、19億、7.7億票房,同期(9月30-10月7日)票房占比合計達到96%。


重要的是,從票務平臺提供的用戶畫像和社交平臺的發聲情況來看,年輕且富有愛國熱情的觀眾非但沒有拋棄主旋律電影,反而成了影片最重要的觀影人群和“自來水”群體。時代在發展、市場在變化,但愛國的熱情卻讓主旋律永遠不缺少觀眾。


1949年-1950年間,包括著名劇作家夏衍、導演蔡楚生在內,大批戰時赴港的知名電影人們紛紛選擇回到內地,因特殊原因北歸失敗的導演岳楓則曾在給學生的一封信里提到,彼時“留港影人均歸心似箭”。他們中的不少人,為此還放棄了一些香港電影公司的高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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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蔡楚生


令他們如此之迫切的原因,正是新中國成立后,內地局勢越來越穩定、發展越來越迅速的同時,文藝建設的需求逐漸被凸顯了出來。北影廠、上影廠等一大批國有電影制片廠先后成立,內地電影行業對于電影人才的需求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這批從香港回來的電影人們,北歸后陸續都加入到了這些剛成立不久的電影廠當中,成為了新中國電影事業的中堅力量。


新中國電影創作的第一個高峰期,由此拉開序幕。


在新中國電影史上,這一時期被統稱為“十七年電影”(1949年-1966年),雖然因為相關文藝政策的多次調整,這十七年間內地的電影創作有過幾次大起大落,但這確實是新中國電影從零到一的開始——數據統計,在此期間全國各大制片廠總計發行電影1213部,其中故事片600多部。


受到當時大環境和文化建設需求的影響,以愛國、歌頌無產階級為核心的主旋律影片,自然是“十七年電影”電影時代創作的主流:北影廠的《洪湖赤衛隊》《烈火中永生》,上影廠的《南征北戰》《雞毛信》《鐵道游擊隊》,八一廠的《地道戰》《地雷戰》……一大批主旋律色彩濃厚的優秀作品,成為了一代中國人對電影最初也是最深刻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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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道游擊隊》


由于當時娛樂方式相對單一,加上時代環境特殊,剛剛從革命年代里走出的中國民眾對于苦難和新時代到來有著更深切的感受,因此很多熱門主旋律影片都會被反復放映并吸引觀眾們多次觀看。根據2012年后相關媒體報道的數據顯示,1965年八一電影制片廠出品的戰爭電影《地道戰》,在全國的觀影人次多達十幾億,是《戰狼2》的10倍以上,也是迄今為止全國觀影人次最多的影片。


在物質極度匱乏、技術不成熟的條件下,這些優秀主旋律作品的誕生,頗有“舉全國之力”的意味。


1951年春,獻禮片《南征北戰》拍攝前夕,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按演習費給上影廠報銷了100萬經費,并親自為劇組講解當年戰場上的細節,粟裕等開國將領也都給主創團隊講過戲,而拍攝時調動的“群演”,則是華北軍區調來的一個師,規模達到數千人。最終,這部電影和“不是我們太無能,而是共軍太狡猾”等臺詞一起,作為經典而為數代中國人銘記了數十年。


不過這場電影創作的熱潮,在1966年后卻戛然而止。伴隨著當時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和相關政策收緊,很多“十七年電影”期間誕生的優秀影片都被禁止公映,國內的電影創作也一度陷入停滯,連續多年沒有新的國產故事片誕生。很長一段時間里,僅有“老三戰”(《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等少數電影能夠公開放映,這也是《地道戰》觀影人次極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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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為止全國觀影人次最多的影片《地道戰》


這種被束縛住的狀態一直延續到1979年,隨著文藝思潮的再次洶涌,以及諸多文藝界人士先后被平反、各大藝術院校陸續恢復招生,新中國電影的創作又再度迎來高峰。僅1979年一年,就接連誕生了《小花》《瞧這一家子》《苦惱人的笑》等多部經典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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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慶祝建國30周年獻禮片展覽片單


從類型和主題上來看,這一年的很多電影還是以革命歷史、愛國斗爭等為主的主旋律影片,但在風格和表達方式上卻有了極大的突破,不再單單只是謳歌大時代和英雄人物,而是更多去關注人性和個體。北影廠出品的電影《小花》雖然講述的是戰時故事,卻將更多筆墨花在了人物的情感上,為此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章柏青評價其“大不同于以往戰爭題材的影片”。


以《小花》為代表的這一批新主旋律影片問世,將中國觀眾被壓抑許久的觀影欲充分釋放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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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旋律影片《小花》


據不完全統計,1979年全國累計觀影人次達到了293億人次,而到了2018年這一數字僅為17億。與此同時,唐國強等新生代的演員開始走入大眾視野(點此閱讀:“小鮮肉”轉型,一個持續四十年的難題),慢慢帶動了中國觀眾審美取向和娛樂需求的轉變,為日后中國電影產業的巨變埋下了伏筆。


也正是在同一時期,以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為代表的一批新青年們,開始進入北京電影學院等藝術學府學習,日后改變中國電影美學、將中國電影帶向世界的第五代導演們正式走上了歷史的舞臺。不過當時的人們一定不會想到,這批新生代的創作者們,并不是作為他們父輩的傳承者,而更多是以“顛覆者”的形象留名歷史的。


1983年5月,被分配到廣西電影制片廠的張軍釗、張藝謀等四位北影的應屆生,組成了全國第一個“青年攝制組”,一同拍攝影片《一個和八個》。該片講述了八路軍指導員王金蒙冤入獄,但仍以民族解放事業為重,感化、教育同獄的土匪逃兵,使他們用實際行動贖罪并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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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和八個》


從故事梗概上來看,這是一部很“很紅很正”的電影,但其實該片很罕見地將視角對準了革命年代的邊緣人群和反面人物,不再是過往主旋律作品中的英雄視角。為此,影片還在當時被扣上了“精神污染”的帽子,在各大文藝會議上被批判,直到后來修改了107處才得以發行。


《一個和八個》雖然歷經坎坷,但這部被視作“第五代開山之作”的作品問世,還是預示了新中國電影創作思潮的轉向。在評價第五代的創作者時,1985年的《當代電影》曾將其“接受當時流行的西方哲學、美學思潮,形成新的價值觀、美學觀”,稱之為“反規范的精神品格”、“如寒冬后嫩草,新鮮獨特”。


隨著第五代們逐漸成長,并開始揚名國際,他們創作上的獨特性和反叛性就越發凸顯出來。很多人的作品早已不是“十七年電影”時代那般,人物臉譜化、故事模式化,而是具備了很多批判色彩、實驗性質  ,視角、表達方式與美學氣質也是百花齊放。


盡管在1987年的全國故事片廠長會議上,時任電影局局長石方禹提出了“弘揚主旋律,倡導多樣化”的口號,進而使其在日后一段時間里成為了指導各大制片廠創作的核心方針,但是由于核心創作者們理念上的轉變,這一方針并未給主旋律電影帶來又一次高潮。特別是在第五代導演成為中國電影創作的主力后,諸如《南征北戰》《地道戰》《地雷戰》這種風格的主旋律作品,顯然不再是創作界的“主旋律”了。


而即便沒有第五代們在創作上的突破,新一代觀眾們的口味也早已不同于當年。


改革開放開始后,國內對外文化交流也越發密切,而電影自然成了文化交流中的排頭兵。在此之前,鮮有非蘇聯等國家和地區的進口片能在內地上映,但從80年代開始,美國、日本、香港等國家與地區的商業電影先后開始攻占內地市場,極大程度上沖擊并改變了觀眾的審美和娛樂需求。相較之下,在物質生活越發豐富的時代,傳統主旋律作品希望傳達的主題,似乎越發難引起共鳴。


80年代內地最火的電影,當屬1982年上映的合拍片《少林寺》,該片在票價僅有1毛錢的年代就賣出了1.6億元的票房,保守估計光內地觀影人次超過了10億。影片主演李連杰走紅后,又接連主演、執導了《中華英雄》《黃飛鴻之壯志凌云》等影片,雖然這些影片也都帶有愛國、反帝國主義等主題,但顯然刺激的打斗和商業化元素,才是其最吸引當時觀眾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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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


到了90年代,分賬大片進入內地,觀眾們的偏好也進一步向商業片傾斜,“娛樂性”已經成為很多人選擇觀影的最重要標準。因此不僅是主旋律電影,很多傳統的國產故事片都很難再吸引觀眾買單了。到了90年代中期,常常內地年度票房榜前十的電影里只有一兩部內地電影。


在計劃經濟時代開始落幕的情況下,這種變化無疑會讓國有制片廠的經營壓力大幅凸顯。90年代初期,各大廠仍在生產各類主旋律電影,但受到營收壓力影響,沒法再像《南征北戰》時那樣不計成本地拍片。因此除少數重點獻禮片外,當時很多主旋律電影的質量都中規中矩,難以受到廣泛關注。


1993年,北影廠總計出品、發行了超過20部電影,包括《井岡山》等紅色影片,但不少電影的市場反饋并不算好。面對困境,老廠長韓三平于1994年喊出了一句“向市場要錢”后,便率領北影廠開始了一系列市場化改革,并于1999年和其他7家片廠、公司合并成了中影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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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影廠制作的《井岡山》


韓三平不是唯一意識到市場化重要性的人,同樣是在90年代末期,上影廠等曾提出過“新主流電影”相關的概念,認為要打造一批既能表現主流價值觀,又能有市場回報的電影。到了1999-2000年,在中影、上影等廠出品的《沖天飛豹》《黃河絕戀》《橫空出世》《我的1919》等一大批獻禮片中,明顯可以看到不少商業化元素。


但相比于來勢洶洶的視效大片和與當代生活更貼近的商業片,在革命年代越來越遠、相關記憶和感受逐漸淡化的情況下,即使是“新主流電影”也很難再打動越來越年輕的觀眾們,不少電影在當時仍然是被貼上了“過度說教”的標簽,沒能取得足夠理想的票房。


2002年中國電影商業大片的時代正式到來、民營資本大舉進入電影行業后,國有影企的壟斷地位就徹底喪失了。而當時民營公司所青睞的,自然是像《英雄》《天下無賊》這樣具備足夠商業價值的電影,因此在21世紀最初的幾年里,頭部大片和每年票房榜前列的名單上,都很難再看到主旋律電影的身影。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主旋律過時”的論調變得越來越多。


馮小剛的《集結號》是那些年間為數不多大賣的國產戰爭片,在2007年時票房達到了2.5億,位列國產片第一。出品方華誼兄弟的CEO王中磊表示,拍這部片子的目的是因為“戰爭片被遺忘”了。不過這部影片從視角到主題,都很難被歸結到主旋律上,相反可以說是對傳統戰爭片的一次“反叛”,罕見的出現士兵在戰場上怕死、質疑上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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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叛”的《集結號》


《新聞晚報》在評價該片時用到的一句話,精準地概括這部影片的意義:“中國的戰爭片電影終于擺脫了直白的英雄主義、簡單的紅與白的二元對立……(士兵們)不再是戰爭大片的團體操成員。”《集結號》的大賣,或許正式宣告了某一類主旋律影片的謝幕。


沒想到,兩年后為主旋律影片打開新局面的,居然是曾積極變革的韓三平和民企的代表華誼兄弟。


《建國大業》是中影出品、韓三平擔當制片人的一部新中國成立60周年獻禮影片,邀請到了唐國強、張國立在內的數十位當紅明星出演,被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評價為繼承了主旋律電影傳統敘述模式的同時,還“借鑒了好萊塢類型片的一些經驗”,滿足了觀眾的消費需求;《風聲》則是華誼兄弟主推的獻禮片,周迅、李冰冰、張涵予、黃曉明等主演都是華誼的藝人,有不少明星當時還持有著華誼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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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大業》明星陣容強大


實際上,兩部影片問世后都曾遭受過一些爭議。前者被一些人批評過于娛樂化,而后者則被質疑并不能算是主旋律電影。但高群書對此倒不以為意,他認為真正意義上的主旋律就是表達主流價值觀:“不是說光政府倡導,而是政府民眾共同認同的一個價值。”


高群書的標準以及兩部影片的成功,其實也表現了市場和行業對于主旋律態度的一種轉變。其實早在《風聲》的某場看片會結束后,就有某院線公司的老總向王中磊表示:“《建國大業》是傳統主旋律電影的商業化推廣,《風聲》是商業電影的主旋律化;國有公司和民營公司,最終殊途同歸。”時代在變,主旋律作品必須調整切入口;但也有些東西是不變的,中國的從業者們得學會去如何表達主流價值觀。


華誼兄弟是最先找到竅門的民營公司。在《集結號》和《風聲》開了兩次“反傳統”的先河后,華誼又聯手馮小剛在2010年打造了《唐山大地震》,賣到了6.73億,再次刷新了國產片票房紀錄;2011年《新少林寺》則直接將時代背景挪到了近代,講的就是軍閥混戰年代英雄豪杰救國救民的故事……翻開華誼兄弟的片單,其中有很多影片都試圖在用商業類型片的方式來傳遞主流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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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少林寺》


但如果說華誼是在用拍各種類型片的方式來表達主旋律的話,那另一家民企博納,則是總結出了一套“主旋律方法論”,并用其將主旋律電影發展成了自己的招牌。


2014年,博納出品的《智取威虎山》上映。該故事最早是以樣板戲的形式為廣大中國觀眾所熟知,因此雖然博納對故事進行了較大改動,還邀請到林更新這樣的年輕演員,但仍擔心受刻板印象影響,年輕觀眾不買單,所以在發行時刻意避開了主旋律元素。但結果影片成績大大出人意料,在當年的賀歲檔上映后擊敗了同檔期的《一步之遙》,最終總票房8.8億,排名當年國產片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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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取威虎山》


“過往的主旋律都是概念先行,但是忽略了戲劇性。”在接受毒眸專訪時,博納董事長于冬表示(點此閱讀:博納不退潮 | 專訪于冬),從那以后博納就開始有意識地用“新方式”做主旋律了。具體到方法論上,一是要有思想價值上的突破,不再單純貼標簽,在語境上更接近年輕人;二是要有美學價值上的突破,在技術層面則要更貼近商業片。于冬認為,“如果還拿20年前的拍攝手法來拍電影,觀眾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基于這套方法論,博納又主投主控了《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大賣的主旋律商業大片。其中《湄公河行動》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于國慶檔逆襲《爵跡》,拿下了11.7億票房;而《紅海行動》則更是在春節檔后程發力,以36.2億的成績問鼎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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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海行動》


此外,因為《智取威虎山》的成功,于冬意識到年輕觀眾們并沒那么排斥主旋律,于是便在此后的作品里主動放大這些宣傳點。而到了今年,博納則打造了 “中國驕傲三部曲”(《烈火英雄》《決戰時刻》和《中國機長》),并成為了《我和我的祖國》的第二出品方,是主旋律舞臺上最活躍的玩家。


不僅是民營公司在主旋律影片這條道路上走得越來越“激進”,就連國企也放下了更多的包袱。在中影“建國三部曲”的第二部《建黨偉業》中,片方用了更多年輕的當紅演員,戲劇沖突也被放大;第三部《建軍大業》里,不僅用上了一大批小鮮肉,還像博納拍主旋律時一樣,請來了香港導演(劉偉強)操刀,為此還引來包括葉挺后人在內的一批先烈后代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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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軍大業》中飽受爭議的歐豪‍


然而最商業的《建軍大業》,成績并不理想,在2017年暑假上映后僅取得了4億票房,和陣容、投資顯然不能匹配。但《建軍大業》的失利不意味著主旋律的失敗,因為那年它輸給的對手,是《戰狼2》。吳京高舉著五星紅旗的畫面和全民觀影帶來的57億票房,成為了新一代觀眾對于主旋律最真切的記憶。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高喊“我愛國無罪”的吳京便取代很多老一代演員,成為了當下主旋律片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戰狼2》的成功,讓人們再次看到了主旋律電影的強大號召力,而后幾年大爆的主旋律電影,無論是《紅海行動》還是當下的《中國機長》,都是在近好萊塢式大片的外殼下,包含著主流的價值觀念。這無疑是當下觀眾審美和娛樂需求變化,對文藝創作的一次“反推”。


這些影片更加“親民”的表達方式,在票房上自然也更得民意:2009年-2018年里,有5年的國產片票房冠軍都是主旋律影片,而包括今年在內,其他年份里也都有不少爆款主旋律問世,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花》等主旋律影片大熱后,主旋律又一次回到了舞臺的中央。


改變的不僅僅是主旋律電影的表達方式,貼合年輕觀眾以及年輕觀眾需求的變化,才是主旋律重新成為“主旋律”的核心原因。


不難發現,早年間的主旋律影片,宣揚的都是革命先烈們如何犧牲、中國軍民怎樣抗爭、集體主義至高無上等理念,但現如今的主旋律影片落腳點卻都在轉換:《湄公河行動》和《紅海行動》表現的是國家強大后對于公民的保護,《戰狼2》罕見地展現了個人英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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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狼2》展現了個人英雄主義


而在今年國慶檔,視角的切換又有了新變化。在《我和我的祖國》中,七個片段分別對準了設計師、工程師、出租司機、鐘表匠、警察等各行各業的普通人或是無名英雄;《中國機長》更像是對于一批平民英雄的禮贊;而受到一些爭議的《攀登者》,則是放大了愛情元素。


作為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獻禮影片,這三部主旋律電影在票房和社會影響力上的成功,對于今后相關類型影片的創作無疑是一次重要激勵。可以預見的是,短時間內相似主題、視角的主旋律電影很可能會越來越多。


這種趨勢,也正好滿足了當今觀眾的訴求。在《地道戰》《南征北戰》的年代里,民族危急存亡、革命的艱苦不易,是每個普通中國人感觸頗深和希望表達的情緒,時代需要的是集體奮進、拼搏的動力。而到了今天,雖然很多主旋律的表達,仍然會遭受爭議,但毫無疑問的一點是,現如今“危機感”對年輕消費者已經很難再有說服力,“幸福感”才是最大的賣點。


國際教育慈善組織VarkeyFoundation發布的一組調查顯示,以95后為代表的中國年輕人,在國家認可度、評價方面,相關數據都要高于很多發達國家。因此雖然刻板印象普遍相信,90后、00后是生長在日本動漫和好萊塢大片里的兩代人,但在民族認同感和愛國熱情上,這批年輕受眾卻絲毫沒有降低。


B站董事長陳睿在此前的一次演講中也提到,據B站后臺數據監測,很多90后、00后其實表現出了很高的愛國熱情。他對此的解釋是:“他們從小的生活很富足,他們的教育各方面都很好,他們是真的覺得他們生活在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國度,他們是發自內心地愛著我們的國家。”


影片背后用戶畫像的變化,則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燈塔專業版數據顯示,當年《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上映時,19歲以下用戶占比僅有不到4%,20-24歲觀眾占比也都在30%以下;而到了《戰狼2》時,19歲以下用戶已經突破了4.1%,20-24歲觀眾占比也都到了30.4%;當下熱映的《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均有超過12%和32%的觀眾是19歲與20-24歲觀眾,在眾多主旋律電影里是占比最高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和我的祖國》在宣傳初期,熱度一直不算太高,淘票票“想看”人數增速始終較慢。“想看”人數第一次猛增出現在8月22日(增長了3.58萬),這天片方發布了《回歸》的預告片,而彼時正值香港騷亂的發酵期——平臺數據顯示,“想看”用戶中有半數左右是24歲以下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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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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